在現代化進程中重塑中華文化影響力
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幾代中國人的追求和夢想。尤其是中華民族在經過了百年的屈辱之後，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對全體中國人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涵。從根本上說，追求現代化作為人類整體進化的原動力，包含了政治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文化現代化、人的現代化以及生態現代化等方方面面的內容。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進程，就是中國不斷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中國綜合實力、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在不斷增長。筆者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諸神的爭吵－－國際衝突的宗教根源》。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教授曾撰文評價此書比美國亨廷頓教授《文明衝突》的論文出版的還早，而且是20萬字的專著。這本書連續再版了五次，我一直沒有對它的內容進行修訂。而歷史的演變，讓我驚奇地發現很多有關文明衝突事件被我在書中不幸言中。如果說文明的衝突是“諸神的爭吵”，那麼改革開放之後中華文化的影響力，應該是“多元文化君子的自白”。因為中華文化不是單一的文化，它是在五千年歷史演化當中不同文化的混合體，包括中國本土的道教、儒家和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思想。闡釋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後一個多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影響力問題，一方面是要找到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與世界的共存之道，另一方面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中華文化的重新塑造。
中華民族價值觀念的繼承和重塑
中華民族價值觀,是全體中華民族成員所共同認可的價值目標、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以及共同奉行的信念、信仰和共同選擇的價值實現途徑、方式等。中華民族價值觀不僅有普遍的價值認同和傳承，而且在不同歷史時期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由此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體系，體現了歷史合理性和現實針對性的完整統一。就現階段的中國而言，民族價值觀在形成方面，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對歷史的繼承不夠，這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悲劇。
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的歷史演進中，發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歷史斷層，集中體現在固有價值觀已不能支撐中國的發展，而西方海權擴張、殖民貿易又帶來了中西方文化的衝突，使我們無法主動選擇社會演化的進程，被迫納入了西方主導的近代化、現代化的過程。20世紀的中國在東西方衝突與“自強運動”中尋求發展，開始了“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雙重救亡”，即內抗衰敗化，外抗邊緣化。“雙重啟蒙”就是不僅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還要接受現代的民主思想、制度觀念等。
由於受西方的壓力過大，中華民族在近現代價值重建的過程中日益表現出革命化的趨勢。革命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特殊表現形式，也是中華民族價值觀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必須遵循的歷史邏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出現歷史性坍塌，在“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的壓力下，我們極力向西方尋求價值重建的動力，希望找到一種能與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相契合的理論，於是就有了“中體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和運動。
1949年新中國建立，強大全能的國家政權及迅速的工業化戰略，為中國現代化准備了經濟基礎和社會動員能力，但也帶來了巨大社會成本。如在東西方冷戰背景下，在西方軍事、經濟封鎖之下，不得不采取被動、自卑和抗拒地對待世界的態度；在完成社會革命的過程中，採取“畢其功於一役”的急功近利的激進社會變革；在經濟建設中出現好大喜功的盲目急躁心理；在社會管理和思想領域採取過於集權的“倒果為因”的思路，等等。這些都是我們進行歷史反思的遺產。
從1979年開始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仍然是中國“自強運動”的繼續。遺憾的是一開始我們只注重經濟發展，一窩蜂的追求經濟發展指標，去賺錢、追趕西方的物質發展水平，所以我們在“器物文明”方面有了長足進步。而在“制度文明”方面以及在價值觀的重建上卻出了問題，產生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以及文化的缺失與淺薄。誠然，“器物文明”的進步，使我們有了重新弘揚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基礎，有了致力於塑造民族價值觀和全面邁向“制度文明”的勇氣。所以，中共中央在十七大決定花大力氣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要將我們在“雙重救亡”和“雙重啟蒙”過程中，以及在強化“器物文明”發展階段裡被邊緣化的中國傳統文化能重新恢復起來，把被擱置了一百多年的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的精髓重新梳理出來。
就傳統文化而言，有長期以來形成的古典文學，如《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以及繪畫與書法、傳統音樂、舞蹈與戲曲，等等。這是我們現代中國人必須要補的文化課。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作為中華文化的精髓和集中反映，包括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為本”、“諧和萬邦”等思想，表現出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居安思危、樂天知足、崇尚道義等特征。這些思想的重新恢復和發揚，應該成為中華民族崛起、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表征。
因此，當代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重塑，首先要從中華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精髓中找到與現實的契合點。其次才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開放，從世界文明和時代發展中汲取民主、法治、公平、和諧、文明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等概念。由此形成一系列新的價值觀念，諸如自立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治意識、科學意識、生態意識、公平正義意識以及改革開放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等等。這些新的具有鮮明時代特性的價值觀念既是中華民族價值觀形塑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發展的重要動力，更是中國以良好姿態融入世界的重要體現。
總體看，民族價值觀的重塑和文化影響力的發展，途徑不外乎對傳統文化的再造和對外來文化的消化。我稱之為“創造性轉化”。即以“創造性轉化”的精神，來達成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現代化，創造出一種有別於西方現代文明的中華現代文明，這既是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大貢獻，也是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模式。
中華文化影響力的內涵
一個國家作為功能整體來說，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基礎以及調節各階層利益的社會組織三個部分，表現出來的就是政治力、經濟力和社會力，而貫穿其間、協調三種“力”之間關系的就是文化價值體系。文化價值體系是處在政治力、經濟力、社會力之上的，具有協調性、粘合性和無孔不入的影響力。因此，將文化作為軟實力成了這幾年的流行提法，也表明中國發展到現在，已越來越深刻地體認到文化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性。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強調要“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這說明“提高文化軟實力”已被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文化影響力作為軟實力對內而言，就是“和諧”。我們經常講民族凝聚力，它體現了一個民族的精神。
現在中華民族精神首先就是團結和諧，56個民族命運共同體、海峽兩岸的血脈共同體，講的就是團結和諧。圍繞和諧，中國傳統文化在歷史積澱中有一系列的闡釋，儒家思想解釋就是“仁”。“仁”不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愛，還有人和自然關系的協調，“萬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以及可持續發展、環保意識和不以經濟指標衡量發展的態度等，其中都包含了和諧的思想。
文化影響力對外來說，即對國際社會來講，有三個方面的內涵：
第一是中華民族的形象。近代以來我們經歷過很多苦難，悲情意識很強，再經過冷戰對峙，我們又被迫進入了一種“孤獨的憤怒之中”的狀態。而今天中華民族的形象應該是擺脫了屈辱與自卑之後所表現出的那種面向世界的從容、自信與自重，以及對其他民族平等相待的心態。發揮文化影響力就要展現出中華民族的開放、包容。在世界上，中華民族給予人們的印象是什麼？就是我們五千年的文明，我們的哲學思想，包括《道德經》、《論語》、《莊子》等文化典籍所蘊涵的精神。
然而，由於“五四運動”中以文化革命的極端方式全盤否定中華文明以及之後中國內亂、外部入侵，很多東西沒有及時整理。新中國成立後，過度強調革命式的普羅大眾文化，反右運動對中華傳統文化精神載體－－知識分子的傷害，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然後改革開放中重商主義對文化的輕視及扭曲（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最後就變成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斷代。現在，我們要把這種斷代重新連接起來，所給予世界的，首先應當是系統、全面、深刻的中華民族文化價值觀念，而不是只給人家展示放風箏、跳秧歌舞、京劇臉譜、川劇變臉、辣子雞丁，這些不是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更不是中華民族文化典雅高尚的外在形象。我們的哲學、文學、藝術，還包括我們古代的民族服飾、文物、生活方式以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系列優秀物質文化遺產，才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外在形象。
第二是中國的國家形象。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國際上的國家形象總體上是正面的，一個新中國屹立在東方，生機勃勃，雖然有東西方陣營冷戰對抗，有意識形態衝突，但仍然堅強地站起來了。改革開放之後，商品社會帶來的“商品拜物教”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西方價值觀念，對我們的國家形象產生了負面影響和衝擊，出現了道德倫理秩序裂解，出現了唯利是圖、造假、不誠信等社會現象和問題。近年來，在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中國的國家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觀，未來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國民素質教育。
中華民族的國民素質或者民族性的再造，必須把古代和現代、東方和西方的價值觀念結合起來，把中華五千年文明精神、文化價值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我們現在社會通行的普世價值結合起來，摒棄那些“偽中華文化”、“偽東方文化”，摒棄商業操作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些膚淺、低俗的東西，給世界一種現代的、純正的中華文化。要弘揚真正體現正氣和正義的東西，弘揚中華民族真正的傳統、典雅、周正的廟堂文化。我在9年前出版的《百年的沉思－－回顧20世紀主導人類發展的文化觀念》一書中，寫到了科學發展、和諧社會、可持續性發展與環保等問題，也提到了“生態文明”。如果這些觀念都能和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就能給予外界一種全新的中國國家形象。
未來中國的國家形象應該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一是不帶有攻擊性和強制性的國家行為，要與具有強大軍事力量并經常攻擊他國的某些大國完全區隔、完全不同；二是要有與其他國家共存共榮的和平外交方式；三是對30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中國模式”進行總結和理論化的闡釋，并惠益於全世界。
第三是中華文明的形象。中華文明的形象與中華民族的形象、中國新的國家形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她更宏大、更寬泛，是五千年中國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影響東亞與世界的文化系統，是一個大的文化共存和思考。這方面如果處理不好，周邊一些繼承了中華文明的國家就會和我們爭奪文明的發明權、發源權。比如，韓國與我們爭“端午節”、“漢字創造”、“中醫中藥”的發源權，甚至涉及歷史的解釋和當今的地緣政治中的版圖領土問題。
因此，整個中華文明的形象屬最高一層，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是中國歷史、哲學、音樂、舞蹈、建築、宗教、電影、繪畫、戲劇等的綜合。這方面我們比較欠缺，西方國家則相對做得比較好。美國的漢堡、可口可樂、好萊塢大片、美國大兵的軍事基地、美元等等，閉著眼睛，都能想出這些美國的“文化符號”。中華文明的形象在當今世界卻很難給世界各國人們具體的“文化符號”表征。現在很多年輕人愛看韓劇，認為代表了韓國文化，殊不知這些實際上都是中國文化的體現，韓劇《大長今》裡面的中醫、食療、宮廷禮儀、人際關系、甚至包括服裝等，每一樣都是宋代、明代中華傳統文化的體現。而我們自己拍的一些電視劇，卻很少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實事求是地展現在國人和世界人民面前。這方面值得我們去反思。
發展文化影響力要強調的幾種觀念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創造了“中國奇跡”，也使“北京共識”或者說“中國模式”作為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開始取代“華盛頓共識”。在這種情況下，發展文化影響力和重塑中華民族價值觀，第一要務是要適應中國的崛起，適應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和時代的發展，調整傳統文化價值的內在機制，使政治、道理觀念回歸到適當位置，使文化價值觀成為中國與外在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使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生存品質得到不斷的提高、生存意義得到不斷的升華。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樹立科學的、合理的價值判斷和觀念形態標准。
第一，要確立“大生命意識”。西方文明在物質攫取和對自然的征服方面，確實走到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但也招致了破壞生態平衡，損害人類公平公正發展，戕害不同文明生存共處的嚴重後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等觀念則啟示我們，人類應在生態哲學和自然道德的基礎上，樹立“大生命意識”。這種“大生命意識”，應該有別於西方基督教為中心的征服性文明，要強調把宇宙萬物、自然資源都視為生命來一同對待。
第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未來人類應該建立起一種生態文明，這樣才能保證人類的永續發展，才能真正發揮文化的影響力。因此，要通過人與自然的主、客體角色轉換，培養和激發藝術、宗教和道德感情，豐富對自然界的認知，和睦人與自然的關系。
第三，協調人與社會的關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處事之道，有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等。要通過法制的建立，不斷提高中華文化的融合力，依據社會發展的進程、人的素質和社會心理狀況，吸收其他文明中諸如民主、人權和社會公正等先進思想，充實“仁”、“恕”、“均富”等中華傳統思想的現代意義，豐富中華文化中政治觀念、法律觀念、哲學觀念等文化要素的現代內涵。
第四，提升人“向善”的本質。西方基督教文明強調“原罪”和“人性惡”，強調“法律止惡”而忽視道德的發展，難以避免使人流於物欲膨脹，淪為制度的工具。中華文化則強調“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的社會性不易培養，人的自然性容易膨脹，將兩者都不偏廢，合而為一，相互協調才能形成健全的人性。這就啟示我們，人類未來發展應該做到自然性與社會性的均衡合一，在健全的人格中不斷靠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各種修養來提升人的“善根”或稱為“人的向善性”。
兩岸攜手弘揚中華文化、重塑文化影響力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重要講話中指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是維系兩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在台灣根深葉茂，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發揚光大，以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這對島內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試圖割裂台灣文化和中華文化的母體聯系，用“台獨”意識綁架台灣意識，無疑是一次有力的宣示。
以孔孟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也是兩岸文化發展的主流。儒家學說發端於大陸，17世紀中葉傳入台灣。1666年1月，台灣的第一座孔廟和明倫堂在台南建成。儒學在台灣的深耕和發展，為台灣的開發、近代化和現代化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尤其是上世50年代以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倡導的現代新儒學思潮在台灣勃興，主張繼承先秦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吸納新的時代精神，提出了文化現代化和教育現代化的目標，把倫理、民主、科學作為重建中國文化的基石，成為“中華文化在台灣根深葉茂，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的生動寫照。
這些年來，在兩岸有識之士的大力推動下，兩岸的文化交流非常熱絡。交流的範圍越來越廣，層次越來越高，并且在交流中不斷增進共識，促進合作。兩岸應進一步加強合作，把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民族認同的心理、戀土歸根的意識、內聚凝合的情感、企求統一的願望”（婁傑《中華文化與祖國和平統一》），深植於兩岸人民心中，把中華文化發揚光大，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和影響力。說到底，重塑中華文化影響力，應該是今日兩岸同胞共同面對的課題，也是全世界中華兒女肩負的共同責任。
現代中國，承載著五千年的文明遺產，創造了新的中國奇跡。我們給世界提供的不僅僅是巨額貿易中的日用消費品，更是一種發展的模式，呈現給世界的不是征服，而是諧和萬邦，引導人類的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共處，處理與自然的關系上，不是對自然的貪婪索取，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中國改革開放、貿易發展、參與經濟全球化，可以“溫暖全世界”，但是中國還要“說服全世界”，更要與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平等對話”“和衷共濟”。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