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筆下的淮陰侯韓信
無庸置疑，淮陰侯韓信是太史公在《史記》中有特殊偏愛的一個歷史人物形象。淮陰侯作?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在後世整個中國社會廣為流傳，甚至婦孺皆知這位“成也蕭何，拜也蕭何”之韓信，而這又不能不歸功於太史公的這篇膾炙人口的名篇《淮陰侯列傳》。而且，不光在其本傳中，在《史記》其他很多篇章裏面，太史公都念念不忘地要提及這位悲劇英雄。以下，筆者試圖從韓信一生三階段中，理清太史公對韓信這位歷史人物的某些觀點看法，亦試圖揭示太史公之史家春秋筆法中某些微言大義之所在。
一、少年貧困卻胸懷大志
《史記》所載人物中，大凡成大事業者，其少年時代必有一番與?不同的言行，陳勝的“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到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劉邦的“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這幾乎成了一條很有意思的“太史公邏輯”，關於這一點，我們大可不必指責其歷史客觀性問題，因?這些言行當是太史公作《史記》前，早已在當時社會人群中廣為流傳，太史公就其傳聞進行考核，按行文需要，擇其合理者錄之，無可厚非也。韓信有何異言異行？我們知道，韓信早年窮困無所依賴，並曾受屠中少年胯下之辱，似乎是很不得志的。
然而在其本傳後“太史公曰”裏面說：“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我們可以看出，少年韓信即有如此自信，其才學於此亦可見一斑。這等行?，甚至可以說絕非陳、項、劉之單純狂傲可比，從陳、項、劉諸人之與?不同之言論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政治領袖之氣魄與膽識，而從韓信的行?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對自己有真才實學的高度自信，他隨時準備“待價而沽”，卻不是揭竿而起，帶頭造反。而這，也正在一定程度上?定了他日後的悲?命?。
我們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日後地位顯赫的人，其少年時代都有如此杰出才能之自信，譬如《史記》所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的蕭相國“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更明顯地，在《樊酈藤灌列傳》篇末“太史公曰”里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藤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留子孫哉！”這裏，我們恐怕很難說太史沒有有意拿來與韓信作比較的意思。
二、征戰疆場，為漢室立下汗馬功勞
韓信之征戰，用“智勇雙全”來形容恐怕是毫不過分的，著名的“背水一戰”等戰例足以使他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略家。關于此點，稍讀《淮陰侯列傳》便可清楚得知，後世論此者亦甚多，此無需贅言。而在這裏，尤其要指出的一點是，太史公似乎是十分有意地要突出?調這一點，並把它凸顯出來作?不同於其他一般武將的特出之處。
此有文本上之根據，太史公在《曹相國世家》篇末說：“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真一語道破，在前面大量篇幅?說的曹參戰功之背後，是韓信在作統籌指揮，曹參頂多只能算一“戰將”而已，戰將猛士隨處可得，彼等多半是匹夫之勇，有勇而無謀。只有韓信者流纔算是真正具有“武才”之人。而要打下江山，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有謀略的軍事指揮家，而不是光靠一群有勇無謀的武夫式烏合之?所能為。
所以，甚至可以說，劉姓漢室之建立，韓信當記首功。然現實的論功論名之行賞卻並不如此。太史公在後面接?說，“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一個“擅”字，我們便可以窺探太史公的春秋筆法。許慎《說文》：“擅，專也。”可見一字之褒貶，在《史記》中其實也大量存在。
三、敗也奈何？
韓信被殺，罪名是“謀叛逆”三字，但太史公無疑對此很忿忿不平，在《淮陰侯列傳》的后半部分，太史公甚至不厭其煩地花大量筆墨一次又一次地去寫他人勸韓信“反”，但韓信始終不?之所動。太史公之所以如此寫，無非就是?了說明，韓信是本無“反”之心的。而在《淮陰侯列傳》的結尾，太史公為韓信的悲劇作結論，“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大概是針對前文“生乃与?等?伍！”等說的，其中果有褒貶否，或者究竟如何褒貶，恐今人已難曉其詳。而“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此八字中，微言大義，想讀者亦不難明白吧。太史公正是以此微言，明韓信實本並無“叛逆”之意。而前面韓信在答蒯生時引了一句話，“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
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此實韓信內心真實之寫照。韓信在被縛之時，說：“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這段話放在西漢開國初年的歷史中，其中深意，讀漢初其他幾位開國功臣之傳記即可知。而高祖劉邦的對答也很值得回味，“人告公反”，只此四字，意味深長。
另外，在聞韓信被殺後，高祖“且喜且憐之”，五字勝千鈞。韓信被誅背後之種種複雜難言之辭，後之讀者盡可依此五字作觀。韓信之敗，敗在於政治權力上之種種險惡鬥爭的無知，他不懂政治上的“功成身退，天之道”。而也正是因?對此之無知，更顯出韓信品質之高貴，人格之卓然獨立。太史公在《蕭相國世家》中，用大量筆墨寫蕭何想盡辦法去避免和應付高祖的猜疑，甚至要蓋過寫蕭何立功的文字。而《留侯世家》中多次寫張良“稱病”以回避紛爭。
所以大凡在漢初能免於“兔死狗烹”的功臣，無一例外地都俱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得高祖劉邦之信賴与信任，讓劉邦覺放心而無對己之威脅，是他們地位顯赫之主要原因，而不是?定於功之高下！這也是中國社會政治走嚮高度大一統專制後之必然結局。即使功高如韓信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