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何“富多仁少”

中國人為何“富多仁少”

.由“比爾和梅琳達-蓋茨慈善基金會”主辦的慈善晚宴，將於今晚在北京舉行。此外，蓋茨和巴菲特等人還將於明日召開媒體發佈會，圍繞慈善主題，總結回顧與中國慈善家和企業家會晤以及中國的慈善理念帶給他們的啟發與收穫，並回答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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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美國兩大富豪訪華的各種話題依然處於“高熱”狀態——富豪、財富、慈善這樣的字眼似乎從未如此挑動著人們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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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巴比”兩人“以身作則”，高調倡議富人應該積極投身慈善，慷慨捐贈家產，一呼百應；另一面是“巴比”中國行的慈善晚宴，部分中國富豪因擔心會被“勸捐”而被報道拒絕出席；一面是國人對富豪的捐與不捐各持己見，另一面是企業家陳游標公開致信“巴比”，高調宣稱將在身後“裸捐”，引來無數評議。由始至終，這場關於財富與慈善的討論，似乎以越來越大的熱力帶給人們更多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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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喧囂過後，“巴比”訪華所引發的關注和思考，似乎已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在其背後，是對於中國慈善行業發展的關注與反思。 文/本報駐京記者 趙琳琳

.由“巴比”訪華帶來的“勸捐”事件，也許僅僅是這場慈善大討論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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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對於巴菲特和蓋茨訪華說法各異，但其給國人帶來的最大影響是在輿論上掀起對中國慈善的討論和熱議，這是其最有意義的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慶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的慈善理念與制度措施尚未健全，慈善行業尚未迎來高速發展的時期，“我們需要更好地對慈善事業討論。儘管，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很多扶危濟困的傳統和自發的慈善行為，但如何從點至面,系統地認識慈善業的發展，需要借助外力，而巴菲特和蓋茨帶來的，無疑是外界慈善理念的一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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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蓋茨和巴菲特不曾想到，他們此次慈善傳播要面對的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扶危濟困傳統，卻在當下沒有多少富豪樂於社會公益慈善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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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儘管中國富豪的名字屢見於各類財富排行榜，但人們似乎很少看到，他們捐出大量資金投入社會公益事業。甚至在幾年前的全國“兩會”上，就曾有代表委員發出中國富人為何“富多仁少”的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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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會演進過程中所造成的斷裂，今天應該如何來看待這種奇怪的現象？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龍登高教授表示，這與中國富豪們所處的成長階段、中國的慈善制度和社會心理及文化等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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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了錢還引來罵名
　　為什麼中國富豪不樂捐，至少看起來不像美國富豪那麼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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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假設，一個千萬富豪有四個途徑使用財富：擴大再生產、高消費、做慈善救濟窮人和以稅收等方式交給政府。在上述渠道中，擴大再生產、高消費可能是最迫切的選擇。”龍登高說，中國的第一代富豪成長大多只有一二十年時間，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是從上世紀90年代浮出水面，更多的富豪們在獲利後會選擇擴大再生產或是消費，沒有更多的余錢進行慈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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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也沒有類似于西方國家的稅收激勵制度，缺乏制度配套促使富豪們把本來交給政府的錢拿來交給慈善機構和基金會；目前的政府配置慈善資源的格局，也使一些富豪擔心透明度問題，而不願意過多捐贈，龍登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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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調捐贈數億元的企業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不止一次地被問道：“你這麼多的錢是怎麼來的?”這似乎成為人們在驚嘆于富豪的愛心之下，最為直接的一個聯想。分析人士認為，民間的仇富心態、社會的貧富分化以及中國社會對慈善的理解度尚不足夠等因素，組成了制約富人們慷慨解囊的社會氛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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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民間的仇富心態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教育和媒體的推波助瀾。在我們的教育中，資本家依靠剝削工人致富的概念已灌輸多年，同時，人們在聯想到一些企業家的財富來源時，第一印象總是‘原罪’。”龍登高說，儘管這種心態可以理解，但並不應該被擴大渲染。不少企業家能致富，最主要因素是他們滿足了市場需要、民眾需求，因此獲得了邊際收益。而一些富豪之所以不願意捐款，原因之一就是怕被人質疑財產來源，怕因而背上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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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乏激勵而缺乏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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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中國富豪遠不及美國富豪“樂捐”的另一因素是中美在慈善制度、措施、環境等方面的差異。“它與很多層面的因素有關，比如社會形成機制、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周慶安對本報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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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龍登高看來，中美慈善的根本區別，是美國慈善機構多由社會和民間來進行控制和支配；而中國慈善機構則大多隸屬官方，然而，以政府控制慈善機構、配置慈善資源的格局卻並不能帶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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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教育為例來說明同樣適用於慈善的道理：美國很多著名高校，資金絕大部分來自校友捐贈，因而其教學、科研等都不受政府控制，從而實現了教授治校，學校自然會在教育市場和人才培養市場中去尋求位置和提高地位。“而中國的慈善行業面臨著和教育領域一樣的問題。”他說，形成如此格局的一個原因是中國仍處轉型期，但就根本思路而言，慈善機構不應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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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缺乏激勵機制也被視為中國富豪捐贈缺乏動力的主要原因。一位曾前往美國進行慈善研究的專家表示，目前，國內仍未開徵遺產稅，“但對於富人的財產安排，這類稅收是一個影響因素，美國的不少富人為何搞慈善事業並且要將其做好，恰恰是因為在國家公權力之外給社會留有自由空間。”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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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富豪目前面對的無論高調捐贈還是擔心“勸捐”都容易被社會質疑的雙重問題，龍登高表示，不要把捐贈看做太高尚的事業，“如果你有5000萬，而拿出10萬來設立一個基金會，去資助貧困的孩子讀書，或資助學術機構，同時可以擁有你對它的控制和影響力，那麼，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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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覺而非社會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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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寬容地看待富豪的捐與不捐，有些富豪儘管沒有捐款，卻會到家鄉修葺祠堂、修橋修路，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慈善。”他說，慈善是一種利益分配及資源問題，慈善家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來配置資源，從這一角度講，由社會團體、民間慈善機構等來進行資源配置，能夠達到更多元化、更高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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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慶安表示，這說明中國社會對慈善事業的理解還不夠。“由於富豪的社會財富佔有比例高，因而大家對其關注和要求也高，但慈善公益還是應本著自願原則，不分能力大小、錢數多少、比例高低，無條件地幫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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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捐贈並非富人們的專利，它更多的是一種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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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和梅琳達-蓋茨慈善基金會”駐北京辦事處的有關負責人曾表示，慈善工作可以針對任何有能力的人，這個能力包括經濟能力及其他能力。“慈善文化不是誰有錢才有去助人的義務，這個責任和義務更多是自己的感覺，而非受社會壓制，無論錢財多少，都可以憑感覺決定自己是否要幫助和支援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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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表示，中國不乏樂善好施的傳統，但是，未來要推動中國慈善的發展，需要更為強勁的制度推動力，包括創造一個更為便利的環境，“目前，我們對公益事業或慈善抵稅方面的標準還不太一致，對遺產稅的徵收未進入環節，社會文化中對慈善者的社會關注上仍有仇富情結等偏差。慈善不是有一部慈善法就能短時間內開展。要讓公眾意識到拿出金錢、能力、為他人服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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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大洋網-廣州日報

http://hk.huaxia.com/zhwh/whgc/2010/09/21105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