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時代－中國模式 台灣是共犯

我們的時代－中國模式 台灣是共犯

中國時報 -張鐵志

http://www.wretch.cc/blog/oolong1001/5613502#comment988392

當那些青年縱身而跳時，他們想必也是極其靜默地。

此前，富士康的年輕工人們住在這座看似現代化但巨大冰冷的無情之城中，每天十二小時靜默地站在生產線前重複同樣動作，靜默地在一小時內吃完飯，然後在一天的疲憊之後回到寢室靜默睡去（他們大部分和寢室同房不熟識）。第二天繼續開始如此無聲的日子。

半世紀前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在這裡被不斷上演著，不只是因為電影中描寫的機械式生產過程在此被複製，也是因為在富士康的巨大廠房中，數十萬個主角們真的演出了一場無聲默劇（除了機器的聲音）。不過，電影演員下了戲可以回到真實生活，富士康工人們卻無法走出這部色彩黑白的電影。他們對未來沒有夢想、沒有希望，因為他們不能在這個工作的城市建立屬於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人生是在這個流水線中沉默地度過。

關於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評論者已經從不同角度提出分析。從富士康的內部管理，到中國模式的困境；從富士康做為一個血汗工廠，到富士康做為一個在血汗國度的工廠─是的，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就是最大的一個「血汗工廠」。中國模式的核心就是中國工人的血與汗。

中國模式確實創造了一個世界經濟奇蹟，而台灣資本無疑是過去二十年中國模式的重要參與者；或者可以反過來說：台商其實是中國模式的主要受益者。

例如中國法律規定的廉價最低工資，讓工人們成為被壓榨的生產零件，讓他們不得不「被加班」來獲取更高的工資；中國不允許自主工會，使得資本家不用面對勞工的集體協商（最近廣東佛山本田汽車工廠的罷工抗爭中，官方工會甚至出來毆打罷工者）；中國城鄉二元化的戶口制，讓企業無須提供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險。尤其，因為沒有民主制度，人們不能透過政治參與來介入公共政策，以改變市場的不平等與不民主性。

台灣的威權時期也曾如此創造過一個經濟奇蹟。八○年代開始，台灣資本紛紛外移到中國，因為他們說「台灣投資環境困難」─意思是政治轉型中的台灣工人開始抗爭，爭取改善勞動條件，開始爭取作為人而不是機器的尊嚴。於是大小資本家們紛紛外移去利用共產主義中國為他們提供的「更好的」投資環境。而台灣的民眾們享受鴻海或其他高科技公司的高股價，彷彿那些血汗與我們無關。

現在，許多人期待中國改變其低人權、低工資的發展模式。但在這個歷史時刻，台灣政府急於與北京政府簽ＥＣＦＡ，但這是不是可能成為幫助中國模式和台灣資本的舊聯盟的延續？難道，台灣能夠輸出到中國的經驗就是過去那套威權政治加上勞工剝削製造出的經濟奇蹟？台灣是否可能在與中國簽訂經濟協定時加上人權或企業社會責任條款，來給與中國改革的壓力？

台灣一向自許擁有大陸沒有的民主與自由，而許多大陸的朋友都希望可以借鏡台灣的民主發展經驗，例如地方選舉或是公民社會的組織。這的確是台灣可以幫助中國發展的一個角度。但另一種我們可以影響大陸的正面意義是，要求前進大陸的台灣廠商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或者監督台灣政府在與中國簽訂各種經濟協定時，不要繼續成為當前這種中國模式的共犯。

當中國工人還沒有權利大聲吶喊時（雖然已有越來越多抗爭），當他們還只能在生產線前或高樓上維持沉默時，民主台灣的我們或許不能對那些不論是壓榨台灣還是中國工人血汗的台灣資本繼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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